摘要

自1992 年生態旅游概念引入中國以來，經歷了理論介紹到本土化探索的過程，并不斷推動中國生態旅游的實踐發展。本文以1992-2015年間公開發表的中國生態旅游研究成果為基礎，采用系統綜述方法，對篩選的1493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獻進行梳理與總結，從生態旅游基礎理論、生態旅游資源、生態旅游市場、生態旅游開發、生態旅游作用與影響、生態旅游管理與政策等6 個方面對國內生態旅游研究展開述評，最后展望了今后中國生態旅游研究需關注的8個方面研究議題。

1 生態旅游基礎理論

1.1 定義和內涵

自1993 年王獻溥(1993)首次表述Ecotourism 的中文釋義后，不同的學者或者組織機構基于不同角度闡述生態旅游的內涵(楊開忠等, 2001)。比如盧云亭(1996)認為生態旅游是以生態學原則為指針、生態環境和自然環境為取向所開展的一種既能獲得社會經濟效益，又能促進生態環境保護的邊緣性生態工程和旅游活動；郭來喜(1997)認為生態旅游具有六大特征，分別對應自然性、獨特性、文化性、高雅性、參與性、持續性等方面；吳楚材等(2007)認為，生態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區居民為了解除城市惡劣環境的困擾，為了健康長壽，追求人類理想的生存環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去保健療養、度假休憩、娛樂，達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的目的。每個生態旅游定義表述都有一定的實踐依據和理論背景，也都有不同的側重和強調重點(盧小麗等, 2006)。據文獻被引次數和下載次數，較具代表性文獻見表2。

盡管定義很多，但綜其觀點，可歸納出生態旅游概念的4 個重要內涵：

第一，旅游對象是自然生態及與之共生的人文生態。由于中國悠久歷史和人地密切關系，生態旅游對象不局限于自然生態系統，還包括自然區域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生態系統。

第二，強調旅游責任。一方面，管理者、經營者和旅游者應承擔保護資源環境和促進當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責任；另一方面，當地社區應承擔保護資源環境和維護旅游氛圍的責任。

第三，重視環境教育。生態旅游要能提高甚至改變游客的環境資源觀和生活方式。

第四，旅游干擾的可控性。生態旅游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擾必須是可控的，使其對當地旅游資源、自然生態和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1.2 特點和本質

通過對1493 篇文獻中關于生態旅游特征表述的搜集、梳理，按照關鍵詞出現頻率和認同度，提取出自然性、環保性(保護性)等18 個關鍵詞，排在前7位的依次是：自然性、環保性(保護性)、高品位性、可持續發展性、專業性、參與性、教育性(圖6)。這與生態旅游的定義與內涵基本一致。

2 生態旅游資源

2.1 定義與類型

生態旅游資源是生態旅游得以開展的基礎。楊桂華等(2010)認為，生態旅游資源是指以生態美為核心吸引力，在保護的前提下，能夠為生態旅游發展所利用，進而產生持續綜合效益的客體。生態旅游資源的核心特質是生態美、吸引力和可持續綜合效益。國內學者按照資源生成機理、資源本質屬性、資源開發導向、資源空間屬性等標準，對生態旅游資源分類進行探討(表3)，從各個方面揭示生態旅游資源的屬性與特質，增強人們對于生態旅游資源的認識和了解，從而更加有利于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

2.2 評價內容與方法

國內生態旅游資源評價內容主要包括2 個方面：①生態旅游資源質量評價，包括自然景觀評價、人文景觀評價和環境質量評價；②生態旅游資源外部開發條件評價，包括客源條件評價、建設條件評價和旅游對生態環境影響評價。而且國內學者對主要生態旅游資源類型都進行了評價，如濱海型、濕地型、山地型、森林型等。

常用的生態旅游資源評價方法有經驗定性評價、單因子定量評價和多因子定量評價。早期生態旅游資源評價以定性評價為主，目前多采用定性與定量評價相結合。定量評價范式多為根據評價對象選擇評價指標并對指標賦權，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進行單因子分析及多因子綜合集成分析。主要的評價方法有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層次分析法(AHP)、特爾菲法、灰色評價法等(王力峰等, 2006;周文麗, 2007; 呂建樹等, 2011)。其中，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是生態旅游資源評價的研究重點。魏延軍等(2005)提出了生態旅游資源評價指標體系建設的6 個原則：簡潔全面性、復合性、可操作性、層次性、動態性和協調性，進一步設置了包括資源要素、環境與保護與生態安全、資源影響力、公眾參與、地理氣候條件等5 個方面的28 個指標的評價體系模型。劉紅等(2005)按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18972-2003)》構建了生態旅游資源評價的三級指標體系，并建立了生態旅游資源的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數學模型。

3 生態旅游市場

3.1 生態旅游者

廣義的生態旅游者指到生態旅游景區的所有游客，這類界定雖然具有統計上的可操作性，但并不能體現出生態旅游者的特征和內涵；與之對應，狹義的生態旅游者，僅僅指到生態旅游景區的，且對環保與經濟發展負有一定責任的部分游客(鐘林生, 肖篤寧, 2000)。按照生態旅游者的潛在價值觀、倫理觀和生態意識的差別，可分為嚴格的生態旅游者、一般的生態旅游者和組織性生態旅游者(肖朝霞等, 2004)。生態旅游者識別方法可歸納為行為學方法、自我識別法、專家判別法和數學識別法四大類。基于中國的實際情況，以行為學方法為基礎的數學識別法是行之有效的生態旅游者識別方法(李燕琴, 2005)。目前，國內大部分研究在統計時采用相對簡單的行為學方法，認為到達生態旅游景區的所有游客都是生態旅游者，但這種統計沒有剔除掉有損環境的因素，無疑擴大了生態旅游的規模及其所帶來的效益。

總結國內有關生態旅游者研究成果，可以勾畫出中國生態旅游者的基本特征是：①生態意識。相對于傳統大眾旅游者，生態旅游者具有生態意識(曾菲菲等, 2014)。②行為特征。生態旅游者進行旅游活動時，帶有環境保護意識，在吃、住、行、游、娛、購6 個環節中都很強調旅游與保護的和諧統一(鐘林生, 石強等, 2000)。③旅游目的地偏好。走向自然是世界旅游發展的一個新趨勢(吳章文等,2004)，生態旅游者喜歡前往自然區域(如干擾相對少的自然保護區或森林公園)進行旅游活動(李燕琴等, 2004; 黎潔, 2005)，而為減少對當地自然環境和文化系統的影響，他們一般能自覺約束自己的旅游行為。④組織特征。國內生態旅游者更喜歡以團隊(單位組織、旅行社組織)形式進行旅游(黃震方等, 2003)。

3.2 市場營銷

目前，國內針對生態旅游市場營銷的專門研究較少，已有研究多是對特定生態旅游目的地的營銷理念及策略的探討。周笑源(2004)認為，生態旅游市場營銷是一種在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社會市場營銷觀念指導下的旅游綠色營銷方式，包含傳播生態理念和產品營銷兩大部分。方衛武等(2010)從整合區域旅游管理系統、完善品牌管理體系、科學設計區域旅游形象、增加科技投入、利用網絡營銷、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素質、提升服務質量、合理使用促銷手段等方面提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旅游市場營銷策略。彭蝶飛等(2008)認為市場營銷應準確定位生態旅游市場、打造文化品牌、開發精品線路、實行多方位營銷渠道和手段并完善生態旅游基礎設施和服務水平。與此同時，學者們普遍持有類似觀點，認為目前國內僅把生態旅游當作一種市場營銷的手段和方式，在旅游開發實踐和經營管理過程中，很少真正踐行生態保護理念，存在旅游設施非生態、管理非生態、與社區利益沖突等問題，既使得生態旅游景區失掉了不少本色，又對當地生態旅游資源與生態旅游市場產生破壞(龐少靜, 2004)。

4 生態旅游開發

4.1 區域開發

中國地域遼闊，區域差異較大，因此跨區域生態旅游開發方面的研究在生態旅游研究中占據很大比重。較多學者對市域、省域甚至全國尺度的生態旅游開發提出構想，宏觀尺度生態旅游開發研究通常從戰略措施層面切入，提出指導生態旅游的開發對策和開發建議，例如中國森林、山岳或草原生態旅游等的開發對策等；又如以河北、內蒙古、西藏、海南旅游資源為例，探討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及基本模式(陳海鷹等, 2010; 楊賽明等, 2010; 古格·其美多吉等, 2011; 張燦等, 2014)。還有一些對特定區域(如生態脆弱區、欠發達地區、少數民族地展相對落后，決定了欠發達地區如果想要發展生態旅游，資金缺乏成為制約因素。目前，區域生態旅游開發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式，如何針對不同地域、不同生態類型的生態旅游進行開發，開發到何種程度等，尚需進一步研究。

4.2 景區開發

在景區尺度，主要針對區位、資源、市場等開發條件，提出景區生態旅游開發方向和模式，以及開發思路的探討、景觀設計方案和生態旅游產品設計等(黃曉鳳等, 2006; 張穎等, 2009; 王瑾等, 2014)。特別是那些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小、干擾抗逆性弱、資金不足的自然保護地，通過合理功能分區、社區參與、環境管理與教育等方式開發生態旅游，避免生態旅游目的地出現大眾旅游和過度利用資源環境的情況，以最小的環境影響實現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由于景區尺度生態旅游開發的低門檻特點，導致許多不具有生態保護理念、不具備生態旅游經營資質的開發商和經營者大量進入，出于經濟目的而過度建設旅店、餐館、購物等旅游設施，出現在開發過程中背離生態旅游原則要求的情況(鐘國平等, 2002)。

5 生態旅游作用與影響

5.1 生態旅游作用

旅游作為一種經濟現象，對旅游地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是縮小城鄉差別、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差別的很好途徑(張東祥等, 2014)；同時，過度利用旅游資源也可能造成負面影響，學者們開始重新審視旅游，及其在當地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生態旅游作為一種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方式，由于同時具備“保護自然”和“社區受益”兩大特征，在社區受益方面比傳統大眾旅游作用更為顯著，常常作為緩解自然保護區與社區居民生計之間矛盾與沖突的手段和工具(郭潔等, 2013)；生態旅游發展能夠緩解當地的就業，也是貧困地區脫貧的重要手段之一(鄭耀星等, 2012)。但有學者對云南省玉龍雪山、河北省白洋淀濕地自然保護區、西藏自治區申扎縣等旅游地的研究表明，這些旅游地在開展生態旅游過程中，與當地群眾在收益分配上的矛盾有待于進一步協調(Tang et al, 2012; 徐正春等, 2012; 王瑾等,2014; 陳海鷹等, 2015)。與經濟作用的直觀明顯不同，生態旅游對社會文化作用往往是隱性的，且易被人們所忽視。

5.2 生態旅游影響

隨著越來越多的游客涌入，旅游會給各類旅游地帶來一定的環境污染、生態壓力、景觀破壞和社會文化變化，這已成為業界與學者的共識。國內學者對于生態旅游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主要有借鑒承載力、可接受改變極限(LAC)、生態足跡等理論測度生態旅游環境容量，旅游活動對特定動植物、生物多樣性、景觀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完整性影響的測度，容量調控和減緩負面影響的對策措施(李玉文等, 2007; 李軍玲等, 2011;張春英等, 2012)。但在生態旅游環境監測、住宿餐飲等基礎設施生態化評價、能源最優化利用和廢物最小化以及對社會文化影響等方面研究較少涉及。

6 生態旅游管理與政策

6.1 生態旅游管理

生態旅游的管理是在保證生態旅游者的愉悅體驗的同時，把生態旅游的各種負面影響降低的過程(張建萍等, 2009)。政府部門和經營者通常會制定切實可行的管理對策，加強部門合作，共同促進和實施生態旅游戰略。生態旅游管理包含內容較多，如景區管理、環境管理、游客管理、社區管理等。目前，國內生態旅游景區的功能分區以及分區原則等基本上借鑒了Gunn 的分區模式，將旅游景區按照核心保護到開發利用劃分為同心圓結構，符合國際上關于功能分區的通識(鐘林生, 肖篤寧,2000)。面對生態旅游開發可能帶來的各種問題，研究者們紛紛從各個角度和領域提出了相應的管理對策，例如運用技術、經濟、法律以及教育和行政手段，通過環境監測、影響評估和調控技術，協調旅游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互關系；或借助環境容量、生態承載力等測度，限制游客數量和游客行為，作為游客管理的主要手段。

環境教育是生態旅游環境管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學者們圍繞游客環境教育的概念內涵、內容與形式、地位與功能進行探討，但對環境教育手段與方法以及有效性研究較少，導致實踐中環境教育功能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利于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社區有效參與是生態旅游管理的重要目標之一，對生態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艾菊紅,2007; 吳蘭桂, 2010)，國內學者的研究主要偏重國外研究成果介紹、社區參與重要性和必要性、社區參與影響因素、社區參與模式或類型、社區參與的政策機制等。

6.2 生態旅游政策規范

生態旅游開發和管理主要依據的法律是《環境保護法》《森林法》《旅游法》等與生態旅游密切相關的法律。要使生態旅游真正服務于自然保護、生態旅游景區及其周邊社區，國際社會通常的做法是進行生態旅游的認證(鐘林生, 2005)。具有健全生態旅游認證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憑借其完善的生態旅游制度體系，能使生態旅游管理過程和生態旅游的開發實踐在相對嚴格的制度框架內進行(黃繼華等, 2009)。

鐘林生(2005)、黃繼華等(2009)分析了中國建立生態旅游認證制度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并介紹了國際較為著名的NEAP、綠色環球21 等生態旅游認證項目，認為中國應以政府為主導，研究制定出適合國情的生態旅游認證標準體系和相關政策法規。中國在《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運營與建設規范(GB/T 26362-2010)》出臺之前，缺少生態旅游標準以及相關指標認證的體系(楊彥鋒等, 2007)，而且大部分的旅游企業只關注經濟效益，在旅游設施和設備建設中缺乏環保理念，這些都是制約中國旅游企業進行生態旅游認證的關鍵因素。雖然中國國家旅游局與環境保護部自2013 年起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國家生態旅游示范區創建工作，有力地推動了景區層面的生態旅游認證工作，但企業等層面的認證實踐與研究還有待開展。

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中國發展的重要政策，要求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其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備受關注(蔡永海等, 2014)。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生態旅游是旅游業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途徑，而生態文明是生態旅游發展的核心理念。目前的研究較多關注生態文明與生態旅游的關系，生態文明視角下的生態旅游發展模式等(舒小林等, 2013)。

資料來源：鐘林生, 馬向遠, 曾瑜皙. 2016. 中國生態旅游研究進展與展望[J]. 地理科學進展, 35(6): 679-690.